为什么需要社会管理

为什么需要社会管理

　　导语：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为什么需要社会管理

　　群众工作是执政之基。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目前，一些社会矛盾出现新的特点、新的情况，这是社会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和谐社会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为此，领导干部要把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民情、体察民意作为基本功，解剖麻雀，真抓实干，经常到困难多的地方去排忧解难，到意见多的地方去理顺情绪，到工作复杂的地方去打开局面。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做群众工作，善于走群众路线，要从实际出发，关心群众生活，抓紧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要敢于负责，善于负责，经常关心群众，体贴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进一步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真正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想问题、定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执政为民的理念真正落实到诚心诚意为人民办实事、干好事、解难事的实际工作中去。

　　群众工作是民生之本。

　　群众利益无小事。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一条重要的工作原则。坚持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就是要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可以说，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绝不能用来为少数人谋利，更不能用来为自己谋私利，要始终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此，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心系群众、为民解忧，用真心解决群众困难，用真情温暖群众心灵，用真诚赢得群众信任，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发展好和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具体工作中，要对处理问题有责任心，对困难群众有同情心，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吃水、上学、行路、用电、就医、发展等突出问题，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唯有如此，我们的执政理念才不会偏，情才能为民所系，才能始终站在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开展工作，化解矛盾;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群众工作是维稳之举。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针穿。” 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群众，处在做群众工作的第一线，许多问题和矛盾具体而不可回避。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各种利益格局的多样化，带来了大量情况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急、大、难矛盾不断增多，如果处置不及时，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不可否认，在形势发生变化，群众工作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一些领导干部缺少实际工作能力特别是缺少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出现了“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敢用”的现象。为此，领导干部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练就超前预见能力、洞察事态能力、控制局势能力、果断处置能力和依法办事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介入、早控制、早解决，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群众工作是发展之重。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重要理念。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综合国力有了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当前的生产力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此，作为领导干部要坚持经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牢牢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心系群众，服务人民，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思发展、谋发展、促发展，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最大努力地发展经济，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群众工作是作风之源。

　　作风是形象，作风是方向，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决定的，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体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领导干部必须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始终依靠人民，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心连心。因此，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现实考验。要结合新的实际，在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实践中，把构建和谐社会落实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上，不断增长真本领，不断提升执政能力，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

　　群众工作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和硬功夫。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坚持不懈地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常怀为民之心，常思为民之策，常兴为民之举，扎扎实实地为民谋发展、谋利益、谋和谐，努力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为“十二五”科学发展辫子强大合力。

　　为什么需要社会管理

　　第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使社会管理任务日益繁重，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转型加快，经济成分、利益主体、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组织形式日趋多样化，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随着工业化不断推进，城乡建设用地拆建补偿等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显著增多;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和各类新社会组织发展，没有“主管机构”的新单位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成为新的管理对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使城市流动人口急剧增加，需要大幅增加社会管理和服务资源投入等。这些，使社会管理任务日益繁重，原有管理力度和管理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要求。

　　第二，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使社会管理难度增加，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阶段，社会运行在总体适应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大量不协调、不健康、不稳定现象，增加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加大了社会管理难度。如利益格局调整使社会纠纷、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增多，而原有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够畅通，需要不断改进;价值取向多样化造成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碰撞乃至冲突，一些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相背离甚至颓废腐朽的思想乘机而入，部分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助长了不良社会现象滋生，需要强化和改进社会舆论、社会治安管理;各种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使社会矛盾呈现联动特征和连锁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起来困难较多，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维稳工作等。

　　第三，大力推进社会建设，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推进社会建设，既要发展社会事业、完善公共服务，也要不断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近年来，我国社会事业公共服务发展明显加快，但社会管理没有跟上，影响了社会建设整体推进。主要表现：一是社会管理组织体系不完善。在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既存在政府包揽一切的“越位”、“错位”现象，也存在有些事情无人管理、社会矛盾在基层难以有效化解的问题。二是社会管理方式不够丰富。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上仍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对那些在规范人们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有特殊功效的传统社会管理资源利用不足。三是社会管理法规不健全。我国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比较薄弱，有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缺。社会管理滞后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难以有效解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压力不断增加。因此，加快社会建设，必须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尽快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

　　第四，贯彻落实《建议》精神，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十二五”时期，我们要按照《建议》提出的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总要求，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推进社会管理机制创新。进一步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完善调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强对流动人口、特殊人群和薄弱环节的社会服务与管理，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努力推动我国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

　　为什么需要社会管理

　　首先，社会信任不足是导致社会冲突产生、影响社会管理实效的重大诱因。

　　概而言之，我国转型期内的社会信任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政府的自利性和权力腐败导致人民对其信任的缺失。政府是社会发展的掌舵者，赋有维护人民权益的重要责任。然而。作为一种组织机构，政府本身也具有自利性。为了巩固自身地位，政府必然要将自我发展摆在首位。布坎南曾断言，政府官员天生具有“经济人”的`理性，“政治是利益或价值的市场，很像一般的交换过程，它与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范围更广。”不论其观点偏颇与否，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当前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取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诱致了部分行政人员“经济人”化现象，以至慢慢消融了其在公共领域中应有的价值标准，加上受长期封建专制体制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管理理念中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将负担转嫁给群众，对存在的问题置若罔闻，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偏袒和维护。有些地方官员则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在对待群众来信来访时消极懈怠，个别的甚至对上访者打击报复，在社会矛盾发生时，开口闭口指责群众不明真相，低估群众智商，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心中苦闷无处发泄，对基层政府自然不会认可。而随着我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则给部分官员在体制间隙内的权钱交易提供了便利，这种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更加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丧失。近年来，群众上访以及群体性事件的增多，除了客观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一些基层干部以权谋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结果，公共危机一旦发生，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容易参与其中，并把责任归结到地方政府部门身上，给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导致一场普通的社会事件被严重扩大化和扭曲化。

　　其次，社会系统内部的信任不足。

　　普遍的社会信任是化解冲突，提升社会管理实效的重要保障。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内，社会信任的产生面临一定的困惑。一方面是传统的保守观念的存在阻滞了社会信任的进一步扩散。在当下我国民众的思想观念中，以“血缘关系”、“宗法制度”为生存根基的传统思维方式仍然占绝对比重。韦伯和福山均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更多的存在于血缘、宗族之间，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人们所相信的只是其家庭成员，对外人则很难相信。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速了人们之间的价值分化。市场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社会公共空间壮大的同时，也拉大了人们的距离。诚如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所指出的：“在市场指导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内在的、本质的平等。”因此，迫于激烈的竞争压力，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利益化，个人与他人、组织之间只有利益往来，而无真正的共同信任和了解，导致许多人在心理上出现迷茫、焦躁、甚至愤怒的不良状态。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人与人之间开始走向异化，社会处在动荡的边缘，一个看似微小的事件都容易引起社会的混乱与不安。

　　第三，相关制度的缺失导致地方政府面临社会管理困境的刚性根源。

　　维护社会稳定，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必须做到政府与公民的行为在一定社会规范内运行。在亨廷顿看来，制度是稳定、受重视的和反复的行为模式，具有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一致性等几方面的特征。邓小平也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虽然在完善社会管理方面已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其中涉及到《宪法》、《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及相关实施办法，但总体而言，现行的这些相关法规中，政策性、模糊性的规定多，程序性、可操作性条款少，且尚未形成一个完整、规范的执法体系。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还广泛存在，使实务部门受牵制多，可操作性差，再加之执行者对群体性事件的理解和定义不清，从而使得制度缺失依旧是当前社会管理水平提升的重大障碍。

　　第四，积极的参与结构尚未形成。

　　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将社会集体行动纳入体制化轨道的能力很强，该国家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反之，社会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就可能会铤而走险，把整个社会秩序颠覆。然而，从现状来看，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仍显迟缓，社会的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不够强，积极的参与结构尚未形成。表现在：一是公民社会不发达，民众有序参与能力不高。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众中臣民意识根深蒂固，公民意识较为缺乏。在维权的过程中，许多人还不足以清晰透彻地分辨哪些行为合法，哪些行为非法。现代公民意识的缺乏，又导致了民众的有序参与能力普遍不高。一旦发生利益受损，不知道该如何通过有效途径寻求合理解决的方法，结果要么是忍气吞声，哀天下之不公，怨声载道;要么直接求助地方基层组织和机构，因渠道不畅、个人力量衰微等原因得不到满意答复，导致矛盾积聚，衍生出仇视社会和政府的极端行为。二是民间组织发育不良。民间组织是连接政府与民众的中介和桥梁，其草根性、公益性特色使其具备了充当民众利益代言人的资格。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治控制的放松，我国民间组织虽取得了飞速发展，诞生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民间维权社团。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其民间组织的数量依旧偏少，能力有限，且这其中大多是自上而下的官办社会团体，行政色彩过浓，缺乏应有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在表述民众利益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导致目前民众利益表达的离散化程度依旧偏高，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同时，由于民间组织的能力不足，也增加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难度。一方面，在各类社会突发事件潜伏、露头、爆发的各个阶段，不仅特定群体“代言人”或代言机构缺位，而且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也普遍“不在场”或丧失话语权，以致缺乏充分的预警机制，大大增加了及时发现、化解社会冲突的难度。另一方面，在应对社会问题时，由于民间组织的缺位，国家面对的是原子化的个人，无法找到谈判代表，只能同众多分散的个人展开利益协商，无疑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